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旨在推进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发展的68、69号文——这是自李克强总理在此前的大约两年前，将金融租赁称为中国产业“新的高地”表态之后，首次以中央政府机构文件的形式，系统而正式地发布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的鼓励政策。此后，一些省市地方政府，陆续跟进发布了响应的政策文件，但此时的地方政府政策表述，除了少数关于融资租赁产业基金规模的规划描述外，大都还停留在比较“务虚”的层面。最近的新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发布的，已经具备相当“可操作性”的融资租赁扶持政策，陆续浮现。尽管，这些地方政策都采用几近统一的政府文件行文风格，但其中的政策实质内容差异，却不容小觑。
对于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企业的管理层而言，只要能够认同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系统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市场参与主体”地位，那么，针对这些地方政府融资租赁扶持政策当中，所隐含的各个地方政府不同的政策意图和动机，就必须再三地加以体会和品味——这将直接成为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企业经营方向和定位决策的关键抉择依据。
一、察其所以：地方政府政策意图多样性的深层动因
了解地方政府政策意图存在多样性表现的原因，有助于我们预测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关系演进——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而言，这关系到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企业对外部环境政策风险走向判断的精准性。与此相关而需要考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多样性政策的持久性怎样？地方政府的政策是否有可能，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会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干涉，甚至阻止？如存在来自中央政府的干涉可能，那么地方政府政策“自由活动”范围的清晰边界在哪里？这些“边界”如果被一时划定，那么动态地看，是否会有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是什么？掌握了这些问题的答案，金融租赁或融资租赁企业就可以实现，对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空间的最大限度利用——考虑到政府部门在中国经济系统内强大而深刻的影响力，对政府政策的透彻把握，将直接作用于企业的现实经营绩效，并对其产生显着且深远的影响。以下，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先行提供一个框架性的分析论证。
一般认为，改革前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施“放权让利”，以及再往后的“财政联邦”结构设计思路，是造成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客观博弈状态的发端。但实际上，自大约年前的秦王朝设立“郡县制”以来，“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的基本治理结构在总体上，都沿袭了这种“中央-地方”的大一统的伞状架构。自此，中央与地方间统一又矛盾的相处关系，历数千年而未有根本改变——历史规律使然。相反，通过坚硬的制度安排，并依靠最高领导人独具的领袖力量，使中国在改革之前的相当时间内，没有出现特别突出的中央与地方间的利益分歧，反倒是一个十足的历史偶然。
此外，改革启动后，尤其是年“南巡”讲话后，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加之，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全面而深刻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采用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在中央决策文件中的措辞使用，也逐步从“有益补充”，演变到“基础性”和“决定性”——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早已不可逆转。而市场发挥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的根本依托之一，就是市场主体因“信息不对称”，而必然采取的“分散决策”。在中国渐进式增量改革的大进程中，伴随着市场交易主体“分散决策”程度的加深，政府对市场的监督、管理和参与，也必然表现出相应的“分散决策”特征。所以，地方政府在分散决策过程中，其意图和行动同中央存在一定的“偏差”，也是无法避免的——市场经济规律使然。
也正是由于以上历史和市场的规律性原因存在，我们才能看到在一次次的“中央-地方”博弈当中，中央政府在表面和形式上，对地方政府表现出了屡次的“容忍与退却”——例如，国企改制、土地财政，乃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但是，“强干弱枝”历来就是这个大一统结构得以稳定维系的根本原则，所以毫无意外地，我们依然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一直没有偏离当时中央最高决策层所规范的大方向——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历届最高领导人，的确都有其超乎想象的治理智慧。同时，从过往中国政府官员坚定的“对上负责”信念，乃至当前空前强化的“党的建设”，都令我们可以认为，中央对地方的驾驭与约束，也相当地坚强有力。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得出如下结论：（1）地方政府的融资租赁扶持政策，不可能整齐趋同，中央政府也不会要求其整齐趋同——相反，“关键少数人”当中领导干部的创新意识，正是习大大的期许所在；（2）对于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融资租赁扶持政策，无论地方政府的动机如何，只要其行动不触碰中央政府的“底线”，都会得到包容和默许，但是，假如地方政府的融资租赁扶持政策与中央核心战略方向相左，甚至容易引发成规模的跟进“效仿”，则必然会遭到来自中央的坚决制止——对于融资租赁企业而言，就意味着，这里蕴含着巨大的政策风险。这个结论，是我们在下文，对地方政府具体政策内容进行分析时，所运用的基本判断工具。
二、观其所由：地方政府融资租赁扶持政策背后的种种意图
从此番地方政府出台具体而可操作的融资租赁扶持政策的大背景看，中国经济微露暖意却又步履艰难。众所周知，巨量的中小型民营企业群体，承负着中国的主要就业压力。然而，年一季度，在中央政府以压倒一切的态度强调“稳就业”的同时，民营资本的投资增速，却表现出了显着的整体性下滑——尽管，进入电力等传统垄断行业领域内民营资本投资呈大幅攀升态势。相对应地，在金融领域内，虽然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挤占了大量银行贷款，以至于年4月的信贷投放和M2增速大幅滑落，引起一片哗然，但是Shibor在此间的走势，却依然平滑而稳定。体会人民日报近日连续刊发的“权威人士”访谈，以及习大大在省级干部学习18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讲话全文稿的深意，并结合“僵尸企业”退出，以及近期，多起“国有”金字招牌下的债务违约事件爆发对“刚性兑付”心理契约的冲击消解效应——似乎，盘踞在金融领域的大量资金，不但对踏入实体继续保持着逡巡犹疑的心态，而且，对国有企业群体这个过往的主要实体投放方向，也生出几分内心的戒备。这个判断，在融资租赁行业内，也“恰好”可以找到，能被视作印证的现象事件：年一季度，融资租赁行业总体合同余额，较年底，增长区区亿，增幅仅仅录得1.8%，在这般的行业形势下，招银租赁近日却以“最大规模”和“最低利率”的ABS项目，成为一时新闻。
自然地，如果银行信贷资金，以及通过各种“通道”流动的银行信贷资金，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采取回避态度，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新生出“疑惧”的态度，那么，可纳入视线的重点投放方向，也就只剩下了一个——政府信用。于是，地方政府平台再次成为信贷资金鍖椾含涓鍖婚櫌浜茶韩缁忓巻鐧界櫆椋庝父浠锋牸